但是《黑书》着意的并非政治的是非，而是个人的追寻。帕慕克谈到，“《黑书》以有点类似于探寻式小说的模式开始，背景设在一座大城市里。但这个城市不是西方笛卡儿式的建构。那儿到处都是阿拉伯式的花样，弯弯曲曲。我一九八五年开始写这部小说，一九九○年出版。在这期间我创造出了这种结构，而不是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妻子失踪了，这位与我有着相同文化和情感的、困惑的男主人公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不停地在寻找。我有一个想法，想把伊斯坦布尔变成标志的海洋，有些他认识，有些他则看不懂。如果他看不懂，也就更好，因为这就会给那儿的事物蒙上一层已经在那的神秘面纱，也因为伊斯坦布尔所有的历史积淀。”

实际上，《黑书》更像是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的小说《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借侦探小说的形式，展开个人身份认同的追寻，其间交织着纠缠不清的记忆、历史、风物。但是《黑书》中弥漫的除了土耳其的世俗风情、个人的生活记忆之外，也还有伊斯兰苏菲派的神秘教义。帕慕克坦承，《黑书》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启发——“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博尔赫斯对《百鸟大会》*产生了兴趣。……这个故事很简单，一群鸟在寻找它们不见了的国王，它们飞行、跋涉，每只鸟都有一种经历，一个故事。最后它们到达了卡夫山，一座东方的奥林匹斯山，才认识到国王、上帝以及他们要寻找的人就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人。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读了博尔赫斯的书。但是他的风格使古典伊斯兰文学在我眼里有了不一样的新意。一旦我有了这个新想法，一切事物，特别是古代文学都有了新意。我的书中的卡利普是在寻找某种东西，后来他发现原来就在他心里。这是一种苏菲派的观点：不要寻找尘世的东西，它们都在你的心里。……他教我用完全超然和世俗的眼睛去看那些精彩的宗教作品。博尔赫斯告诉我，有一种东西可以称为‘文学之玄学’。通过追随爱伦·坡、柯勒律治及瓦莱里的道路，在一篇又一篇作品中寻找线索，他教会我用一种自由的方式去看那些有沉重伤感的传统和宗教的古老作品。我很高兴看到，博尔赫斯没有被文学作品的伤感内容所影响，而是被超自然的快乐感染了。他谈论文学作品的结构，教会我以那种观点看待苏菲派的作品。”

“纵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逝者，未必真的就离去了；要找寻的，也未必就丢失过。“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除了书写。”在《黑书》末尾，帕慕克如是写道。可真的是如此吗？生者与死者、今生与来世、往昔与此刻——人生的大秘密，又岂是纸面上三言两语能道清的。

比如说，落在曹雪芹的金陵，它就是“好了歌”。“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落在乔伊斯的都柏林，它就是“瘫痪与死亡”。“整个爱尔兰都在落雪。它落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地方上，落在光秃秃的小山上，轻轻地落进了艾伦沼泽，再往西，又轻轻落在香农河黑沉沉的、奔腾澎湃的浪潮中。它也落在山坡上那片安葬着迈克尔·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块泥土上。它纷纷飘落，厚厚地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而雪，落在奥尔罕·帕慕克的土耳其，落在东西方之间，就注定了它六角形的晶体对称结构所引发的神秘与错综：轻盈与沉重，个体与族群，诗学与政治，幸福与死亡……

一个名叫做卡（Ka）的诗人被一场雪（土耳其语为Kar）困在一座叫卡尔斯（Kars）的土耳其边陲小城。与其说这是帕慕克小小的文字游戏，不如说是他以一个同样荒诞的政治故事在向卡夫卡致敬。《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始终无法走进城堡，而在《雪》中，诗人卡的命运却是困在卡尔斯这座政治“城堡”中无法摆脱出来。

一个诗人和一场大雪中的政治运动遭遇，诗人的多愁善感与政治的铁血遭遇，问题不在于其间多么的荒谬不经，而在于作者帕慕克执意要把这种荒谬变为可信的现实。于是我们看到了弥漫在《雪》中的梦游一般的不安感，令人发疯的恐惧中的玩笑；看到了在剧院上演、在电视直播的布莱希特、巴赫金式的戏剧如何与和政治杀戮交织在一起、艺术和现实彼此纠葛的噩梦；看到了这个叫卡的诗人在暗杀与审讯、逮捕与恐吓、政变与清洗中完成一首又一首诗篇的可笑又可怕的荒唐景象。

《雪》让我很震惊。有时候让我在恐惧和大笑之间不知所措。它奇怪地复苏了我，一个七○年中后期生人不曾有过的政治感。当然，这种感觉不是记忆而是幻想。当我们把所有的政治因素（口号、声明、政策、运动、密谋、审讯、交易、暗杀）完全堆在一起的时候，所谓合逻辑的就变成了不合逻辑的，政治于是就成了笑话，成了艺术。《雪》当中写到一场发生在剧院里的政治枪杀。帕慕克以一种夸张然而完全是现实主义的笔调，一一罗列了军人对观众射击时，子弹各射中了什么。其令人骇笑之处，我只有在读到王小波的《2010》中描写的华丽的“鞭刑”时，才曾经体会到过。帕慕克令人惊奇地在现实的残酷和艺术的轻松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他执意让一个诗人的单纯（他在面对雪和自己的情人时完全像个孩子！）直面一场政治迷局的错综复杂；让一个久未写诗的诗人身陷政治的血雨腥风中时突然诗性大发，文思泉涌；让轻盈的艺术和坚硬的现实并驾齐驱——但是，这不是天真！也许，帕慕克想暗示的只是，诗，并不是政治的反面、反题，诗和政治并不是对峙的，恰恰相反，诗和政治拥有某种同质的秘密。这并不是说诗有时候是血腥的，政治有时候是浪漫的（比如我们津津乐道的那种某个伟人的政治美学），而是说，政治本质上就是和诗一样混乱的、未知的、神秘的、羞怯的、善变的，问题在于你是否放大了某个局部、片断、对白、举止，大到整个现实逻辑失效。

《雪》，最容易让人觉得有一种舞台剧的表演感。这真的是现实吗？问题是，什么是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现实。小说中，卡尔斯城的小报记者两次先发表对事件的报道，后有事件的发生；小城民众观看电视直播的剧院的政变，还以为是剧情的安排。诸如此类，并不是帕慕克在玩什么鲍德里亚的“仿真的游戏”，而是因为戏剧性根本就内植于政治现实之中。正如戈培尔那句有名的叫嚣，“我一听到‘文化’这个词，就想掏枪！”这与其说是政治的野蛮，不如说是政治的浪漫。政治会变轻，正如雪也会产生致命的重量。谁都知道，雪，不仅仅是诗歌抒发的轻盈之物，有时候也是生命杀伐的“白灾”。

“神圣罗马帝国君主的军队在永恒的上帝之城城墙上撞开一个大洞，半是饥饿、半已疯狂的士兵急欲洗劫和报复，潮水般涌进；当这件荒谬的事情发生时，我家小姐菲娅梅塔·比安基尼正在修眉毛，给嘴唇咬上颜色。”

莎拉·杜楠特的历史小说《烟花散尽》（In the company of the courtesan）一开头，就是这么个戏剧性的场面。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整个故事是以一个侏儒的口吻写的，我们就会明白，杜楠特这儿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正襟危坐的正史故事，而是一则野史逸闻，一段莎士比亚式的人性真实大于事件真实的历史剧传奇。

16世纪30年代，意大利的名画家提香画了一幅裸女画像，名为《乌比诺的维纳斯》，画中人据说是威尼斯的一个妓女。杜楠特就是根据这则逸事，演绎出了一段发生在那个时期水城的妓女故事。伟大的巴尔扎克说过，“现在只有在窃贼、妓女和苦役犯身上才能找到支离破碎的风俗和喜剧效果，只有在与社会分离的人身上才能找到毅力。”《烟花散尽》讲的正是这么个故事。一个名叫菲娅梅塔的高级妓女，和她的仆人——一个名叫布西诺的侏儒，从罗马逃难至威尼斯时，穷困潦倒之极。但主仆二人同心协力，在威尼斯这个当时最伟大的旅游城市——“一个购物、做生意和寻欢作乐的天堂”——苦心经营自己的皮肉生意，终于从下等娼寮一举厕身上流社会高等妓女花名册，甚至绘入画册，从此流芳百世。但是，如果您以为《烟花散尽》仅是一部威尼斯版的“烟花女荣辱记”，那么您错了。在这部从侏儒视角写就的“艺伎回忆录”里，主角并不是那个高等妓女，反而倒是那个侏儒。

侏儒，当然有多种。比如霍夫曼的“侏儒查赫斯”、格拉斯的“侏儒奥斯卡”，甚至包括麦卡勒斯的“李蒙表哥”，一个“小罗锅”。而这个叫布西诺的侏儒呢，在杜楠特笔下，却像是桑丘·潘沙，或者中国古书里头的昆仑奴，侠肝义胆，机警百出，眼冷心热。16世纪上半叶的威尼斯，也算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了，颇有几分秦淮风韵。杜楠特正是借一个侏儒的慧眼，阅尽其间的风流与悲凉、香艳与辛酸。他和她，布西诺和菲娅梅塔，一个是侏儒，一个是妓女，他们既是主仆，又是风月场中的搭档，他是她的仆人、侍从、保镖、监护人、皮条客，也是她的闺中密友、精神导师。当故事中，菲娅梅塔为情所动时，侏儒急了，因为他信奉婊子就是婊子，“我们在这里将性爱卖给男人，不是将幸福卖给我们自己”。但是就是这么个现世的人、一个遭世人侮辱与取笑的侏儒，也遭遇了一场突然发生的爱情，虽然这段奇情畸恋在故事的结尾最终风流云散、不了了之。

《烟花散尽》华丽的语言，颇得莎翁风韵的戏剧性对白，对威尼斯市井的逼真描绘，都让人阅之难以忘怀。显然，杜楠特骨子里是个浪漫主义者。当她把侏儒布西诺塑造成了敲钟人卡西莫多的时候，已然剔出了侏儒、驼背、罗锅、小矮人这一类形象怪诞、神秘的色彩，而赋予了女性的温情。在《烟花散尽》中，菲娅梅塔这个妓女形象固然没有超出《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烟花女荣辱记》中的埃斯黛，布西诺这个侏儒形象也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了，这也许是以他为全知视角的一个必然结果吧。

什么是传奇？最大的传奇在人的内心。当杜楠特放弃一个侏儒的古怪时，当她把一个妓女和一个侏儒在威尼斯的传奇执意变成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时候，她赢得了单纯，却输掉了人性的复杂和不可知。

雪莱的要求来得最不是时候，因为那时正是意大利的酷夏，炎热影响了克拉拉的健康。8月21日，玛丽在日记中提到，克拉拉身体“不好”。同样的记录在接下来两天再次出现。8月28日，正当玛丽拜访Gisborne一家时候，雪莱的信来了，让她去Este。两天后，玛丽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庆祝了自己的21岁生日。第二天她带着两个孩子3岁大的威廉和克拉拉出发了，后者对自己的第一个生日还有些害羞。因为磕坏了牙，克拉拉哭个不停。在闷热的旅行中，她感染了痢疾，那时候婴儿常得的一种疾病。

等到她们到达拜伦在Este的别墅，克拉拉已经脱水了，出现了轻微的痉挛。玛丽给Gisborne夫人写信说， 

……我们已经平安抵达了，但我几乎无法说它是平安的，奔波疲劳让我可怜的克拉拉患上了痢疾，虽然她现在有所康复，但是仍然还是惊人的虚弱，还在发烧，短时间里还会瘦得很，你都很难再见到她这个样子——Este这儿的医生是个笨蛋，还好从帕多瓦来了一个，看起来聪明些——我是多么希望，在他的照料下她能很快好起来啊，虽然我们大家都还在焦急地关心她的病情。 

过去两周了，克拉拉只有一丝好转。

与此同时，雪莱为他自己的饮食而烦恼不已，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他把这归咎于意大利的糕点。克莱尔在那个夏天也老是抱怨自己的健康问题。9月22日，他们俩去了帕多瓦看医生。他们来晚了没看上，雪莱决定支身前往威尼斯去会见拜伦。他把克莱尔送回了Este，同时通知玛丽带小克拉拉于9月24日上午8点去帕多瓦见医生，他会在那里和她碰头。这意味着玛丽和她的孩子不得不在凌晨3点半就离开Este，也不得不带着克拉拉再遭受另一次旅途奔波。

在约定的那一天，玛丽按照雪莱的指示照办了。等到她和他在帕多瓦碰面时，克拉拉的状况恶化了。雪莱坚持他们应该带她去威尼斯，拜伦告诉他那里有一个好医生，Alietti医生。让人抓狂的是，他们被阻隔在了Fusina海岸，那里与威尼斯遥遥相对，当奥地利士兵要他们出示通行证的时候，雪莱却忘带了。（意大利那时候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的部分领土隶属于奥匈帝国。）雪莱最终凭口舌之便通行了。当他们乘坐贡多拉从大陆经由泻湖抵达威尼斯的时候，宝宝已经开始剧烈抽搐了。玛丽带她去了一个客栈，雪莱去找医生，结果医生不在家。9月24日，克拉拉·埃弗里娜，死在了她母亲的怀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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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译到这里，几乎译不下去了……在木樨地医院，那一次是眼睁睁看着宝宝没了。牛牛在B超室的病床上，哭得撕心裂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痛苦……

中国文化里头，轰轰烈烈的侠，末了的收梢总逃不了一个隐。虬髯客、聂隐娘，无不如此，正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尚是一个武侠的美好时代，快意恩仇，功成身退，等时光转到民初，却是连这种热闹已不复存焉。

一个侠客因为师门血案而逃亡在外，多年后回来寻仇。张北海挑了这么一个武侠小说的老套，想讲的却不仅仅是复仇的主题。或许，在小说里，最大的仇敌不是人，而是时间和记忆。当师门这一老一少，在古都京城如孤魂野鬼一般游弋、闲荡、遛圈的时候，与其说在寻觅仇敌，不如说在追忆逝水年华。故都风物，三教九流，人情世故，“全变了……连票号银号都在卖什么‘航空奖券’。能叫我想起那会儿天桥的，是在地摊儿上喝的那碗牛骨髓油茶，跟‘一条龙’吃的那笼猪肉白菜馅儿包子。”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法律制裁取代了江湖规矩，时装取代了马褂，巡警取代了镖师，“四十年的武艺，一个子弹就完了！”老派的武林作风、应答，在新式文明社会里，显得是那样的滑稽，落寞，不合时宜。当然，也有不变的。“万一发生巨变，师徒分散，失去音讯，则切记，圆明园西洋楼废墟，每逢夏历初一午夜，是本师门幸存者约会时地。”这个关于圆明园的约定，是张北海的神来之笔，是《侠隐》最让人动心处。巨变，分散，废墟，幸存者，约会——何止师门，简直是一切历经时间劫毁的人生的一个奇妙的隐喻。

《侠隐》开篇且通篇笼罩在冷清苍凉之中。既有京城中的夜行、隐秘中的寻仇，也有山雨欲来国难当头、一个时代大的隐退。在这部武侠小说里，张北海似乎一举化身为了张爱玲。“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这种明晰、亲切的记忆，来自于《侠隐》中那不厌其烦列举的种种风味小吃，也来自那种江湖中的丝丝儿女之情。小说中有个细节写到与侠客相恋的女人在洗头，“她上身只穿了件白坎肩儿。双手按着头，露着两条白白的膀子，和夹肢窝下那撮乌黑的腋毛。胸脯鼓鼓的。微湿的坎肩贴着肉”。这是那种真正的贴骨到肉的质感，一个大时代下的小小的温情记忆。正是这些无数的含有余味的细节，构成了《侠隐》的动人力量。

但是，时代终究是巨大的，裹胁一切奔腾向前，在与时俱进的时代面前，个人永远是过去时的，心怀忧愁。张北海十三岁离京，从此终生漂泊海外，无法叶落归根，因为他的老北京，他的武林春梦，在时间的河流里根本无法重现，而只能通过文字点滴缅怀。《侠隐》，张北海这个老移民写的武林旧事，该是怎样的一个愁字了得！“侠隐”，“侠隐”，田园将芜胡不归？在大时代里，个人何去何从，也许，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瑰宝》在内地出版，可巧赶上“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日子。现已九十高龄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一生有浓郁的中国情结，她这部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的故事”，此时方与内地读者见面，虽有些迟，对“香港回归”却不失为是极好的献礼。

韩素音家世非比寻常。她家祖籍是岭南，所以她常自称是“客家人”。清康熙年间，家族入蜀，后成为当地望族、书香世家。她父亲是四川近代首批出国留洋的学生，在比利时攻读工科，后来成为中国早期的路矿专家，对国家建设贡献不小。她母亲出自比利时名门，后来不顾家庭阻挠，随夫落根中国。一九一七年农历中秋，韩素音出生，是家中长女。父亲的中国情怀，对韩素音从小就有有极大的影响。她十五岁时考入燕京大学习医，后又留学比利时，那时作为欧亚混血儿是受歧视的，更加深了她对中国的归属感。她后来虽入英籍，但心系中国，取“韩素音”（谐音“汉属英”）这个笔名，也含这种深意。韩素音一生历经三次婚姻，颇多坎坷。第一个丈夫是个粗暴而旧派的国民党军官，对她结婚时不是处女耿耿于怀，为了把她变成一个贤妻良母甚至动武，一九四七年他死于战场。那时韩素音刚在英国取得行医资格，一九四九年，因为关切国事，成了寡妇的她带着女儿回到香港，在英国人开的医院行医，《瑰宝》中的故事，就是在那时发生的……

《瑰宝》，讲述了一段感人的跨国“生死恋”。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英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女医生韩素音在香港行医，认识了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俩人相爱，但马克在报道朝鲜战争时牺牲战场，一段奇恋灰飞烟灭……《瑰宝》作为韩素音最成功也争议最大的一部作品，其实所着眼的不仅仅是“儿女之情”。它首先是一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间香港乱世的写真。在“富人、穷人”这一章中，作者真实地描绘了战乱给香港带来的难民潮，贫富之间触目惊心的对立。那些没落的传教士、发国难财的商人、担忧时局的银行家、及时行乐的阔太太以及难以数计的非法移民，在香港这个“中转站”，“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着一场末世的人生大戏。当然，这其间也包括《瑰宝》的女主人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女医生，一个欧亚混血儿。在小说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探讨种族身份、东西文化冲突等问题，这甚至成了男女主人公之间交流的主要内容。为什么不呢，正如书中说的，“说到底，这不单纯是两个恋人之间的爱情问题”。在“海陆之间”这一章中，作者更是集中探讨了所谓的“欧亚混血意识”。这使《瑰宝》读起来有时像是一部关于身份政治、亚文化的观念小说。

五十年前，在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我们总说“爱不那么简单”；五十年后的今天，在一个消费时代、快餐时代，我们却又大声呼吁“简单爱”。世风时转，孰是孰非？《瑰宝》一九五二年写成，在英国出版，旋即引起轰动。据说在英国公共汽车上，所有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这本书。这些家庭主妇恐怕不是冲着“欧亚混血意识”去的吧。一九五五年，小说又被好莱坞搬上银幕，更名为《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一举拿下最佳歌曲、最佳配乐与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奥斯卡奖，被《罗马假日》吊起胃口的美国人，看中的自然是《瑰宝》中的异国恋和异域风情。

抛开这些猎奇不论，《瑰宝》这部作品能流传至今成为经典，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它“发乎情”。正是在这点上，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写的也是乱世香港下的儿女私情。只不过它写得更加理直气壮，“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夫妻”。《瑰宝》何尝不是呢？也许种族、身份、文化等等这些曾经缭绕不去的大而化之的观念问题，虽然堂皇伟大，终究是令人嫌烦，终究会过时，远没有人的小小的感情来得亲切动人，时间恒久。“瑰宝”之谓“瑰宝”，无非是一个“情”字而已！这恐怕是女主人公经历生死变幻后，真正悟出的吧。

　　3月29日清晨。一觉醒来，10岁的龚晶晶（化名）成了孤儿。

　　警方勘查后称，47岁的龚笑颜杀死了39岁的王新枝后，服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这瓶敌敌畏，原本是龚笑颜买来，让小晶晶吓唬母亲的。他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挽留孩子的母亲。龚认为，王有了外遇。

　　事实上，已经共同生活10余年并生下女儿的龚、王二人，并非真正的合法夫妻。龚在老家的妻子，正是王新枝的亲姐姐。两人的关系，至今未被王的家人原谅。

　　当然，这些龚晶晶并不知道。在她稚嫩的记忆中清楚地记得，父母曾经“感情很好”。她也不怪妈妈有了“外遇”，甚至一直认为，不是父亲杀了母亲，而是“两人一起喝药死的”。

　　2007年3月29日一大早，47岁的龚笑颜和39岁的王新枝被发现双双死于床上。

　　他们10岁的女儿龚晶晶一觉醒来，看见的是母亲王新枝下巴和被子上的鲜血。一个喝剩的敌敌畏瓶子被扔在床边。

　　龚笑颜杀死王新枝后服下敌敌畏自杀身亡，事后警方这样结案。

　　10多年前，龚笑颜离开河南老家时，留下了妻儿。随后，他与小姨子王新枝在京组织了家庭。他们没有办理结婚手续。

　　龚晶晶说，父母曾经“感情很好”。直到父亲偏瘫后有一天哭着告诉她，母亲“有了外遇”。

　　为了留住王新枝，龚笑颜买来一瓶敌敌畏交给女儿，让她吓唬母亲不要和外面的男人走。

　　那瓶敌敌畏十几天后出现在了龚、王二人的死亡现场。

■死亡

　　4月11日，昌平东小口村城建大院，一间10余平方米的出租房内一片狼藉。堆着一二十块蜂窝煤的墙上用粉笔写着“537块，欠120元”，餐桌上还摆着事发前晚吃剩下的菜———两盘小葱拌酱，旁边的一本钉在墙上的廉价日历永远停在了3月28日。

　　这个家中，每天都是偏瘫的龚笑颜翻日历，3月28日，成了他的最后一次。

　　小晶晶回忆，当天放学后，她吃了父亲做的粥，就在自己的小床上睡下了，父亲坐在对面的双人床上等母亲下班。王新枝的工作是拉黑摩的，就靠晚上多拉活，一般夜里十一二点才收工。

　　当晚，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晶晶醒过一次。她看见父母正在争吵，爸爸跪在床上大哭，母亲则穿着衣服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随后，小晶晶扭头又沉沉地睡去。

　　一觉醒来，小晶晶发现妈妈下巴上全是血，被子上也有血。爸爸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旁边还扔着一个空敌敌畏瓶子。她怎么也喊不醒父母。

　　直到急救人员赶到，她才知道，自己成了孤儿。

　　事后，昌平警方证实，龚笑颜杀死王新枝后，服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家庭

　　小晶晶从来没有回过河南上蔡老家，父母也从没向她提过那里的事情。47岁的龚笑颜和39岁的王新枝都来自那里，这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

　　而小晶晶也不知道，在上蔡老家，父亲龚笑颜还有一个妻子，她正是小晶晶母亲王新枝的亲姐姐。小晶晶的父母，其实并没有结婚。

　　排行老大的龚笑颜在老家时还没有患偏瘫病，那时他和妻子、儿子生活，一家人靠着种地，加上龚笑颜干点儿零工生活。

　　后来，龚笑颜从银行贷款，和妻子搞起了皮包买卖，小姨子王新枝也跟着他们做生意，时间长了龚笑颜和王新枝就有了感情。不久，皮包生意赔了钱，龚笑颜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整天四处躲债。

　　1995年前后，龚笑颜为躲债跑到北京，靠开小饭馆维持生活，随后王新枝也到北京找龚笑颜，两人从此生活在一起。

　　这件事使王新枝的娘家人很生气，龚笑颜的妻子气得患上了“羊角风”（癫痫病）。

　　小晶晶的叔叔曾听王新枝的家人亲口说：“就当没有王新枝这个女儿，龚笑颜只要回老家就用刀砍他。”龚笑颜和王新枝一直没敢回老家，由于没和妻子离婚，龚笑颜也没能与王新枝结婚。1997年，龚晶晶出生。

■谋生

　　“两个人解脱了，他们是被生活难死的。”熟悉小晶晶一家的街坊说。

　　龚笑颜和王新枝曾在六里屯开小饭店挣了一些钱。

　　2003年，王新枝突然患上腿疼病，花去1万多做手术才治好。紧接着，龚笑颜得了偏瘫，失去劳动能力，小饭店也无法经营，一家人搬到房租便宜的东小口村居住。

　　10岁的小晶晶对于家里的贫穷还没有具体的概念，她只知道自己最爱吃的米饭，在家不能经常吃到，父亲总做粥和面条，因为“吃米饭还要炒菜，比较费钱”。

　　为了维持生活，王新枝跑起黑摩的。“她是我们当中最能干的一个。”城建大院内一位与王新枝一样开摩的女邻居讲，王新枝每天早上七八点就出去，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每月除去油钱能挣不到1000块钱，但面对每月200元房租、300元药费，还有生活费和女儿的学杂费，经常入不敷出。

　　王新枝是个挺爱打扮的人，跑上摩的后不舍得买新衣服，李大姐女儿不要的旧衣服和鞋，她都拿去穿。“还特别要面子。”李大姐说，王新枝拉活儿挣的零钱一够一百就立即找她换成整钱，“她说留着交房租，要不人家笑话。”由于黑摩的经常被城管查，王新枝更多的是夜里拉活。李大姐清楚地记得，一次王新枝拉活儿时被城管扣车，为抢回摩的把城管队员的手抓破了，“人家要拘留她，她哭着跑来借钱。”最后是李大姐帮着托人交了罚款和医药费才完事。

　　小晶晶的记忆里，去年妈妈就被查了三四次，每次交完罚款妈妈和爸爸都在一起哭。

　　虽然贫穷，不过龚笑颜和王新枝的感情还是很好的。至少在小晶晶看来是这样。

　　小晶晶说，由于父亲“血黏”需要经常喝茶，母亲总是攒钱给他买好茶叶。她记得，父亲因为自己没挣钱，总说买最便宜的茶叶就行，但母亲总给他买好的。

　　城建大院多名居民都曾看到，龚笑颜站在家门口，王新枝一口口给他喂药。龚笑颜也多次对街坊说“得了这病，多亏有一个贤妻”。

　　小晶晶记得，父亲刚得病的时候，母亲总是给他喂药、洗澡，为了省钱，母亲都是自己动手为父亲理发，刚开始因为不熟练总是剪出各式各样的发型，常逗得三个人一起发笑。

■祈祷

　　王新枝每天在外面奔波，让龚笑颜心里很不是滋味。

　　“爸爸总恨自己的病。”小晶晶说，好几次父亲都让母亲给他也找辆摩的要去拉活，母亲总说让他养好病照顾好女儿就行了。

　　城建大院的居民经常看到，每天龚笑颜送完女儿上学，就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还常拿着一本《偏瘫治疗》的书看。

　　4月11日，这本书仍放在两人死亡的床上，旁边还扔着几本基督教的小册子，“他俩都信教，每天祈祷。”李大姐说，王新枝祈祷拉活不被抓，龚笑颜祈祷不要发病。因为有一次发病后，为凑钱看病，他们把开饭馆时买的冰箱都卖了。

　　“她受的压力太大了。”李大姐说，去年圣诞节前夕，她和王新枝等几个信教群众排练节目，王新枝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坏女人”，她和别人的丈夫出逃，后来这个丈夫变得眼瞎、腿瘸又被抛弃。当时，王新枝排练了一次就不演了，后来王新枝哭着跟她说了自己和龚笑颜的关系，“我是不是有罪？”王新枝这样问李大姐，并向李大姐流露了生活压力太大，想离开这个家的想法。

■情变

　　龚笑颜和王新枝出事后，一本相册仍摆在家里的桌子上，里面全是小晶晶和母亲的照片。

　　“是春节时我和妈妈出去玩的时候照的。”小晶晶说，当时她和母亲说带上父亲一起去，母亲却说“他走得慢，带着他丢人”。

　　小晶晶说她玩得并不高兴，因为有个“男的”一直陪着她们，还给了她一百块钱，母亲还嘱咐她回家不要跟父亲说。

　　从那时起，小晶晶觉得母亲有些嫌弃父亲了。

　　小晶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直到今年春节后的一天，父亲突然哭着告诉她“妈妈有外遇，不想要咱们了”。

　　“这个男的就是妈妈的外遇。”小晶晶“肯定”地说，自己经常看电视，能判断这个“男的”就是妈妈的“外遇”。

　　龚笑颜在看到女儿和王新枝的照片后，提出去照一张全家福，王新枝就是不同意，最后闹了几次还是照了。

　　此后，小晶晶经常看到，每当母亲不在家时，父亲就会坐在床上，拿着全家福发呆，有时父亲还会跪在母亲面前哭。

　　今年春节期间，龚笑颜和王新枝常吵架，一次龚笑颜还在家里闹上吊，后被王新枝阻止了。

　　春节后，邻居们常听到龚笑颜唠叨“男人靠女人养，活着没意思”又或者“贤妻良母就快走了”之类的话语。

■挽救

　　在发现王新枝“有外遇”后，加上整天跑黑摩的见不到人，龚笑颜开始担心王新枝会突然离开家不再回来。

　　于是，龚笑颜经常找一些借口把王新枝留在家中，甚至“利用”起女儿来。

　　春节期间，小晶晶同父异母的哥哥春节期间来到北京。

　　哥哥来后，龚笑颜经常让小晶晶偷妈妈的钱。父亲告诉她，不这样做，母亲的钱都会给“外遇”的那个人。小晶晶一共偷过五六次，每次趁母亲早上睡觉时从她兜里拿，五块就多拿两张，二十的就少拿两张。

　　“我知道偷钱不好，但爸爸也挺可怜。”小晶晶说。

　　3月初的一天，小晶晶刚放学回家就被龚笑颜带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电话亭前，龚笑颜给王新枝打电话，说女儿肚子疼让她快点回家。

　　王新枝开始有些不相信，龚笑颜于是让女儿哭出声来求母亲回家。

　　为了赶时间，王新枝在回家的路上差点翻车。到家后，她看到女儿玩得好好的，知道被骗后和龚笑颜大吵一架。

　　小晶晶说，那天晚上，她看到母亲躺在床上流泪，但没有声，父亲跪在床边抱着头一遍遍说“我错了”。

　　“妈妈不要给我找后爸，要不我就喝敌敌畏。”这是小晶晶曾写给母亲的一封信，她说这是父亲让她写的。

　　小晶晶记得，今年3月的一天放学后，父亲新买了一瓶敌敌畏给了她，让她写完信后拿着敌敌畏吓唬母亲，“妈妈看到后，抱着我哭了半天。”事发前的四五天，龚笑颜没让小晶晶去上学，而是将她放在老乡的店铺里，“爸爸说不接我就不让我出来。”小晶晶说，她在店铺住了两天一夜。出来后才知道，父亲为让母亲留在家里谎称女儿失踪了，结果母亲这几天急得不吃不喝。

■破灭

　　3月29日，龚笑颜和王新枝双双死在家中的床上。小晶晶成了孤儿。

　　由于父亲的家人都很贫困无力抚养她，母亲的家人因为王新枝的事情，并不认她。

　　出事后的这些天，小晶晶只能暂时住在朝阳区姚家园的姑姑家。

　　小晶晶说，她不恨母亲有外遇，也不恨父亲利用她骗妈妈，“我只是想爸爸妈妈，想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日子。”直到现在，她仍然认为，不是父亲杀了母亲，而是两人一起喝药死的。

(2007年04月17日 新京报 记者 耿小勇 吴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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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看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失望透顶。看看这篇报道吧，贾樟柯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STILL LIFE”。他编织的那种中国生活虚假，空洞，绵软无力。我看这篇报道完全抵得上十个威尼斯金奖。